对于橡皮股票风潮是什么意思

　　以下是高峰期部分股票的价格：

　　兰格志:1910年3月2日1080两，3月18日1300两，3月21日1600两，3月29日1675两，此后价格一直在1400至1500两之间波动。

　　斯尼王（Senawang）:1910年2月25日630两，3月9日750两，3月18日1200两，3月29日1325两，3月30日1425两，4月7日1550两，4月15日1600两，4月21日1650两，4月25日1675两，5月10日1625两，5月30日1400两，6月27日1300两，7月6日1300两，7月11日1375两。

　　此时市场上橡皮公司股票的市净率最高达10-20倍，溢价8-9倍者比比皆是。

　　高溢价发行及股民追捧

　　股价的上涨和金融机构的推波助澜，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橡胶公司新股票的发行。1910年1月至7月，每月有数种乃至十几种新的橡皮股票上市。这些股票随行就市地高溢价发行，并在报纸等媒体上大篇幅刊登宣传广告，宣扬公司形象及与金融机构如公益洋行、进益洋行、壳件洋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德华银行的良好关系，并宣称由社会知名人士参与董事会。

　　这些橡胶公司通过上海的洋行经办和发售股票，并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开户。如志摩合众橡树地产有限公司在《时报》上刊登广告，招募“股本英金壹拾壹万磅，计分二十二万股，每股英金十先令”并由公益洋行经理，向德华银行开户。 爪哇橡树地产有限公司由汇通洋行经理，向麦加利银行开户。 英脱内训纳而橡树公司由进益洋行经理，在麦加利银行开户。 泰平橡树公司由壳牌洋行经理，德华洋行则“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

　　中国的钱庄在此次风潮中介入很深。据东亚同文会的报告，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6000万两，其中70%至80%的股票为中国人所有。钱庄不但放出贷款供人买股，自己本身也购入股票。以正元钱庄一家为例，正元买进橡皮股票达三四百万两。有人估计，华商在这次橡皮股票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金额约在2600万两至3000万两，投入伦敦市场约为1400万两，两方面加起来，总额约在4000万两至4500万两。钱庄不但自己投入资金，还向同业外资银行拆借。

　　股市高峰期，上至重要官员，下至难以计数的各地钱庄人员、各业的一般商人乃至一般职员均有介入。尤其是正元钱庄的主人陈逸卿(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主人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此三人联合，先后发出庄票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放在外资银行，总价值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得100万两，存放于三家钱庄。他们又从素有往来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森源是一家小钱庄，陈逸卿调走20880两庄票，元丰被陈调走11万余两庄票。

　　股市崩溃政府救市失败

　　1910年中，美国对橡胶实行了限制消费的政策。6月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持续下跌，到7月底便降到九先令三便士，随后更猛跌到六先令。橡胶价格下跌带动全球橡胶公司的股价下跌。1910年7月21日，正元、兆康、谦余3家钱庄倒闭（3家共损失500余万两），而与这3家钱庄关系密切的森源、元丰、会丰、协丰、晋大5家钱庄也在随后倒闭。

　　此时袁世凯亲信，上海道台蔡乃煌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赶到宁波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报告。张人骏转奏朝廷，北京方面于7月27日批准向外国银行紧急借款。8月4日，蔡乃煌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80万两、麦加利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同时蔡乃煌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其中有属于国库性质的上海海关的税款“沪关库款”），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分属庄号，上海市面暂时趋于平静。

　　9月份，清政府要从“沪关库款”取出190万两偿还庚子赔款。蔡乃煌鉴于这笔钱已经用作救市且上海金融市场尚未稳定，请求朝廷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垫付。按照奏折的性质，蔡乃煌的奏折交度支部处理。度支部侍郎（副部长）陈邦瑞与蔡乃煌素有嫌隙，指使江苏巡抚（当时上海归江苏管辖）参奏蔡乃煌，说他妄称市面恐慌，恫吓政府，不顾朝廷颜面，拖付“庚款”。清廷立即将蔡乃煌革职，蔡乃煌再次致电军机处，要求宽限时日，再次申明万不可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是因为它们不依靠外国银行的拆款，它们获得了上海道官银的支持，上海官银约有十分之六存于源丰润系，十分之四存于义善源系。军机处依然视为恫吓，严加申斥之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蔡乃煌羞愤交加，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

　　蔡乃煌的提款，加上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使得源丰润倒闭，牵连6家大型银号倒闭。外国银行见状开始停止拆款并追回欠款，风潮初起时，外国银行对上海庄号的拆款尚有1000万两左右，源丰润倒闭前还有640万两。至12月初，拆款降至60万两左右。源丰润倒台之后，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紧急调运100万两白银至上海。12月11日，由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向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借款300万两，年息7厘，期限6年，以江苏盐厘担保。

　　至1910年春节前，又有30余家钱庄倒闭。3月21日义善源宣布倒闭。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鸿章的侄子，时任邮传部右侍郎、交通银行总理(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前面蔡乃煌提款时，他以产业为抵押，从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两，并从全国各地分号紧急抽调资金，弥补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了义善源。1911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打击袁世凯安插在交通银行的梁士诒系的势力，他开始核查交通银行的账目。李经楚只好归还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款项，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试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向新任的上海道台刘燕冀借款10万两未遂。次日义善源倒闭，负债1400万两。

　　源丰润、义善源分号遍布全国，它们的倒闭致使营口、北京、广州、重庆等城市陷入一片恐慌。

　　上海

　　1910年初上海共有91家钱庄，受橡皮股票风潮影响倒闭歇业的达到48家，占总数的53%，亏欠款总额1933万两。

　　风潮过后，上海的上市橡胶公司大多正常营业，但名誉扫地。他们大多召开股东会希望恢复股东信心，但1912年后大多橡胶公司股票跌至票面以下。

　　江浙地区

　　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倒闭了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受它们的牵连，除苏州外，上述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全部倒闭。

　　天津

　　1910年7月天津的春华泰银号首先倒闭。10月上海源丰润天津分号及联号新泰也即时倒闭，负债100多万两。在竹竿巷开设的万庆成洋布庄老板曾借给上海商人73万两，当上海发生金融危机后，万庆成洋布庄大小铺面连倒闭。

　　1911年3月，上海义善源银号倒闭，天津分号受牵连而倒闭，计欠款60万两。裕源长银号受牵连倒闭，义德厚钱庄、永盛钱铺、春兴钱铺等均因银根紧迫而歇业。10月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引起全国各大商埠市面恐慌。如大庆元银号因上海总号牵连倒闭，富商王锡英所开益兴恒、益源恒银号也因此而倒闭，经收海关税款三十年之久的裕丰官银号也未幸免，甚至连洋商银行华账房也遭此厄运，麦加利银行买办徐诚的账房，因津埠停市，账房现银短缺而倒闭。

　　市场整体局面

　　国际市场的橡胶价格也未能如预期的那样在风潮发生后三四年内维持5先令以上的价格，而是不断下跌。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因运输缺乏，导致原料无处承销，战争结束后至1922年间由于橡胶生产工厂闭歇既久，缺乏人工与资本，一时不易恢复，并且橡胶生产者方面源源采割，也要有一个消纳的过程，因此从1914年至1922年间的橡皮营业，几乎岑寂无闻。1922年底到1923年初，由于史蒂芬逊计划的推行使橡胶价格回升，上海又出现了一个橡皮股票投资的热潮。此后长时期内橡皮股票又处于低迷状态，直至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橡皮股票再度成为投资的热门。

　　对清政府政权的影响

　　全国的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收入。迫于经济压力清政府收回原本商办的铁路，引发保路运动，清政府从湖北派兵镇压，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

　　有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80年代末逐渐开放证券市场，已在中国大陆消失数十年的股票重出江湖。有一家名为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公司的公司，其股票在1992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名为“轮胎橡胶”（代码600623，后改名为“双钱股份”）。此股票曾被市场炒作，后于1994年的股灾中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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